【張耀南 劉璐瑤】中國哲聊包養行情學構建法、中國哲學史書寫法新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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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哲學構建法、中國哲學史書寫法新論

作者:張耀南(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級研討院);劉璐瑤(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公共治理學院)

來源:《北京航空航天年夜學學包養情婦報( 社會科學版)》2021年第2期

摘要:剖析甲午以降中國人本身的“中國哲學(史)”構建法、書寫法,可清楚發現三款格局之存在:基于“漢學”佈景之構建法、書寫法;基于“國學”佈景之構建法、書寫法;基于“華學”佈景之構建法、書寫法。學者們分別采用三套格局來研討“中國哲學(史)”,從“格局學”角度觀察,此三款格局既有區別,又有聯系。“漢學”對應比較哲學之“歐化比”格局,謝無量、胡適、馮友蘭等采用之;“國學”對應比較哲學之“并置比”格局,張東蓀、張岱年等采用之;“華學”對應比較哲學之“化西比”格局,今朝正在構建中,所得必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。對于“華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之構建與書寫,文章給出三年夜瞻望。

 

關鍵詞:漢學;國學;華學;歐化比;并置比;化西比;中國哲學;中國哲學史;

作者簡介:張耀南(1963—),男,湖南石門縣人,傳授,博士,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哲學、比較哲學、知識學、天然國學與科技史;

 

 

在中國當下學術體系中,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華學”是三門并列的學問。實際上它們之研討對象年夜致雷同,都是以“中國”“中國學術”“中國學問”等為研討對象。差別重要在方式:“漢學”(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)以“歐化”為方式,固持“歐化比”,力圖以歐西學術框架解構中華學術框架、消化中華學術資料;“國學”以“并置”為方式,固持“并置比”,力圖將歐西學術框架、學術資料與中華學術框架、學術資料分開論之,或共置于一“共名”下論之;“華學”則以“化西”為方式,固持“化西比”,力圖以中華學術框架解構歐西學術框架、消化歐西學術資料【1】。

 

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華學”作為研討統一對象的三款分歧“比較研討”格局,落實到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就是三款分歧的“比較哲學”格局。

 

剖析晚清以降,尤其甲午以降中國人本身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,可清楚發現三款格局之存在:基于“漢學”佈景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;基于“國學”包養網推薦佈景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;基于“華學”佈景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。學者們分別采用三套格局,來研討“中國哲學(史)”這個對象。從“格局學”角度觀察,此三款格局既有區別,又有聯系,若能剖析明白,可防止許多無謂爭論。

 

一、“漢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之構建與書寫

 

在歐西學術體系中,“漢學”(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)是“東方學”(Oriental Studies)或包養網dcard“東方主義”(Orientalism)之一支,其起點當在晚明,當歐西“天學”與中華儒道釋之學初度相遇之時。

 

張西平師長教師認為,“專業漢學”之前,還應有“游記漢學”與“傳教士漢學”兩個階段。此三階段說[1]———“游記漢學”“傳教士漢學”“專業漢學”———值得采納。

 

“漢學”以“歐化”為方式,固持“歐化比”,力圖以歐西學術框架解構中華學術框架、消化中華學術資料。換言之,化西宗以為“漢學”代表著一種學術格局———“以歐化中”之“歐化比”格局。準此則可知,以地區、時代、領域等,來區分Sinology與Chinese Studies,是禁絕確的;就研討格局而言,它們都是雷同或基礎雷同的。都是固持統一種格局:“以歐化中”或“歐化比”。

 

歐西“漢學”以“歐化比”為格局,幾乎已是學界共識。例如,西班牙漢學家勞爾·魯伊斯就明確承認,“歐洲漢學”之焦點是“歐洲”“歐洲觀念”“東方觀念”,以歐西格局為普世格局,以“東方中間論”貫穿始終[2]。薩義德《東方主義》(Orientalism)亦婉言,“東方學”或“東方主義”實際就是“歐西中間論”之產物,此中的“漢學”,同樣這般,目標只在為歐西帝國主義或殖平易近主義背書,為其擴張行為構建學理依據。年輕一代歐洲漢學家,同樣看穿此層[3]。張西平師長教師稱為“受啟于漢學家”的“范式轉換”[4],此種“范式轉換”,最終使中國學者幾乎“集體無意識”地倒向“歐化比”格局,匯成一股時代思潮【2】。

 

回到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,可以發現歐西“漢學”之“歐化比”格局,亦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”構建,起到決定感化;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起到決定感化。

 

從格局學角度、從方式論上講,這在料想之中;從學術發展、從公道性上講,這在道理之外。因為這不應該是“中國哲學”之畢竟構建法,不應該是“中國哲學史”之畢竟書寫法。換言之,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與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,不應該是“中國哲學(史)”之正規形態。

 

可以謝無量《中國哲學史》、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、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等著作為例,簡要說明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大要。

 

在中國人本身構建“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中國哲學史”之前,晚明來華“漢學家”,已經為中國人設包養網站定了軌道。他們“企圖以一種更徹底的經院哲學來取代中國原有的經院哲學”,也就是以歐西經院哲學對中華原有哲學進行“新的解釋或改革”【3】。

 

上帝教耶穌會(也有其他修會)會士們的格局,是不是真正合情、公道、及格之“范本”與“榜樣”,恰是文章現在要討論的。但在未討論之前,他們的“歐化比”格局,已成為四百余年間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一條主線。

 

延至晚清,中國人開始本身出頭具名構建“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中國哲學史”。例如,謝無量撰《短期包養中國哲學史》,1916年9月第一版,至1928年9月已出至第九版,可知影響不小。包養網VIP其價值,即在鎖定“本體優先”格局。其布局、坐標與思維方法,均是“西式”的,作為一部為以后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奠基格局的“開山之作”,其所奠基的,就是“本體優先”格局,就是“歐化比”格局。其整體布局,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;其品評“坐標”,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;其釋讀框架、思維方法,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【4】。

 

此種構建法與書寫法,都是以歐西哲學之“本體”釋讀中華哲學之“道”,以歐西哲學之“現象”釋讀中華哲學之“萬物”,以歐西哲學包養管道之“本體”釋讀中華哲學之“無”,等等。總之一句話,就是以歐西哲學“本體論式思維”、歐西漢學“歐化比”格局釋讀老子哲學、釋讀中華哲學。此種構建法、書寫法一鎖定,后來者若無年夜才,幾無能夠出其軌道【5】。

 

例如,胡適撰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,對于老子哲學之釋讀,就未能出謝撰《中國哲學史》之軌道[5]。馮友蘭撰《中國哲學史》,對于老子哲學之釋讀,亦未能出謝撰《中國哲學史》之軌道[6]。稍后出書的馮友蘭撰《新理學》,更是全盤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的典范之作,其對中華哲學“理—氣”之釋讀,全盤落進歐西哲學“情勢—質料”框架中,全盤落進謝著鎖定之“歐化比”格局中。

 

二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包養行情(史)”之構建與書寫

 

胡適以“國學”同等于“國故學”與“國粹學”[7],只看到了研討對象上舊的一面。“國學”專指中華外鄉固有之所有的學術。

 

湯一介師長教師《“國學”可否成為一級學科》認為,針對“西學”的“國學”之名,應是晚清從japan(日本)進口,是當時西學東漸風潮下為區別“西學”而引進。

 

湯師長教師強調要留意儒、道、釋三家長期處于互補態勢中,構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之局勢。他贊成馬一浮師長教師對“國學”概念之含義用“楷定”來講的作法,認為還是“百家爭鳴”為好,不要“定于一尊”[8]。

 

與“西學”并立之“國學”,代表一種學術格局———“中西并置”或“并置比”格局,方式是“以中釋中,以西釋西”,力圖在“歐化比包養俱樂部”格局之強勢包圍中,打開一個缺口,確立“中華學術”“華學”“國學”之獨立品份。“學有中西之別”,“國學”之作為“學”,最基礎上是指有別于歐西格局的“中華思維”“中華框架”“中華格局”[9]。

 

回到“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,可以發現“國學”所持“并置比”格局,亦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”構建,起到嚴重感化;對中國學者之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起到嚴重感化。從方式論上講,這在料想之中;從公道性上講,亦在道理之中。茲以張東蓀以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為中間的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、張岱年以《中國哲學年夜綱》為中間的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等為例,簡要說明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大要。

 

張東蓀以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為中間的“包養心得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包括《知識與文明·中國思惟之特征》《公孫龍的辯學》《中國哲學史上釋教思惟之位置》《本無與性空》等主要篇章。《知識與文明·中國思惟之特征》提出并論證了“中國哲學無西式本體論(Substance Philosophy)”“中國哲學無西式因果論(Causality Philosophy)”“中國哲學無西式情勢論(Form Philosophy)”[10]等決定性觀點。為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奠基了堅實基礎。

 

《公孫龍的辯學》另行提出了一種對于公孫龍哲學的新釋讀[11]。《中國哲學史上釋教思惟之位置》力圖勾畫出歷史上中華哲學家“全盤化佛模板”之完全形態,以為將來中華哲學家“全盤化西”之參鑒[12]。《本無與性空》立于比較哲學視野,重點討論中、西、印三年夜哲學系統對于“本體”(Substance)之分歧態度,其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法,表現得淋漓盡致[13]。此三文,張東蓀清楚標注是其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之一部門。可知20世紀40年月末,張東蓀確是編有《中國哲學史講義》,且其書寫,以批評胡適《中國哲學史年夜綱》、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等相關著作為佈景。這是中國學術史上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之最主要嘗試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最主要嘗試。

 

張岱年以《中國哲學年夜綱》為中間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包括《關于中包養意思國哲學史的范圍》《中國現代哲學中若干基礎概念的來源與演變》《中國現代本體論的發展規律》《張載———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》《開展中國哲學固有概念范疇的研討》《談中國哲學史的學習方式》《中國現代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其特點》《中國現代本體論的發展規律》《中國哲學年夜綱·致知論》等篇章。其焦點觀點重要有:

 

第一,認為“中式本體”分歧于“西式本體”。如《中國現代哲學中若干基礎概念的來源與演變》說:“東方哲學傳進以后,翻譯名詞中也有所謂本體。東方哲學中所謂本體的意義也是很復雜的,其重要意義之一是指所謂與現象對立的獨一實在。東方的許多哲學家都認為,本體實而不現,現象現而不實,本體乃是現象背后的獨一實在。這所謂本體是與中國現代哲學中所謂本體判然不同的。假設用東方哲學所謂本體的意義來清楚中國現代哲學中所謂本體,那就年夜錯了。”[14]99

 

第二,反對用“歐西本體論”釋讀中國哲學。如《中國現代唯物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其特點包養意思》所說[14]607。

 

第三,認定中國哲學無歐西本體“很健全”。如《中國哲學年夜綱·致知論》之結論《中國哲學中之活的與逝世的》[15],所講是中國哲學中六項“活的”觀念之第一項,可知張岱年是以“無歐西本體”為中國哲學之“第一道理”。

 

以上就是張東蓀、張岱年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之大要。他們之書寫,保護了中華哲學之“原生態”,凸顯了中華哲學之獨特徵【6】。

 

總體來看,胡適、馮友蘭、金岳霖、包養網比較牟宗三等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是以歐西哲學之“長”為中華哲學特征,是基于“中西哲學同質論”之一種構建與書寫【7】;張東蓀、張岱年等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則是以歐西哲學之“短”sd包養為中華哲學特征,或以中華哲學之“長”為中華哲學特征,是基于“中西哲學異質論”之一種構建與書寫。

 

三、“華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構建與書寫之嘗試與瞻望

 

“華學”一名,由饒宗頤師長教師(1917—2018,字伯濂,又字選堂,號固庵)最先提出。饒師長教師認為,歐西漢學家往往帶著“西洋觀點”看中華文明,所以應用“漢學”一名要相當謹慎。

 

饒師長教師“華學”設想,始于20世紀90年月。1994年2月,學術集刊《華學》之《發刊辭》云:“中華文明是矗立年夜地上一個從未間斷的文明綜合體,盡管歷盡滄桑,經過無數紛擾、割據、分與合相尋的歷史曲折,卻始終堅持她的連續性,像一條浩浩蕩蕩的長河滾滾奔騰。至于本日,和早已沉淀在歷史斷層中的巴比倫、埃及、希臘等陳舊文明完整紛歧樣。中國何故能夠維持七八千年的綿延不斷的歷史文明,光這一點,已是耐人尋味而不不難解答的課題。”或云:“近期,國內涌起尋求炎黃文明的熱潮,在北京出現不少新刊物朝著這一路向,企圖找回本身的文獻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文明的真義。亡羊補牢,似乎尚未為晚。”[16]

 

饒師長教師《發刊辭》強調“華學”研討之三年夜坐標:一是縱的時間方面,二是橫的空間方面,三是事物的穿插錯綜方面;在此三方面找尋出它們之因果關系,就是“華學”研討。他說:“我們所欲揭橥的華學趨向,有下列三個方面:一是縱的時間方面,探討歷史上主要的凸起事務,尋求它的產生、銜接的先后層次,加以疏浚收拾。二是橫的空間方面,留意分歧地區的文明單元,考核其交通、傳播、相互挹注的歷史事實。三是在事物的穿插錯綜方面,找尋出它們的條理———因果關系。我一貫所采用的史學方式,是重視“三點”,即把握焦點、抓緊重點、發揮特點,尤其特別用力于關聯性一層。因為唯有這樣做,才幹夠說明問題而獲得較深刻的懂得。Assyrian文法上的關系名詞(Relative Pronoun)有一個‘Sa’字,具有Whom、What等意義,我在史學是主張關聯主義的,我所采用的,可說是一種‘Sa’字觀,有如佛包養俱樂部家的阿字觀。”[16]

 

饒師長教師實際已意識到,“華學”代表著另一種學術格局。他以為“華學研討法”約有如下數端:(1)語言文字為基礎,如通過甲骨、金文、簡帛等出土資料研治文字之學包養網VIP,通過悉曇文字研治聲韻之學,通過出土文獻及域外文獻研治訓詁之學等;(2)目錄學為津梁,認為“我的良多學問的開展,第一把鑰匙恰是目錄學”;(3)從“三重證據法”到“五重證據法”,認為應將王國維“紙上之資料”與“地下之新資料”互證之“二重證據法”擴展為“三重證據法”與“五重證據法”包養網心得;(4)史學上之關聯主義,認為“高低古今、萬界萬物,都是相互牽連的”,故學術應高低勾連,而不限于一時一地一物。

 

饒師長教師之缺點,是沒有將“華學研討法”置于“比較哲學”年夜框架下來展開論述。故他雖明確反對“歐化比”格局,但卻沒有針鋒相對地提出“化西比”格局;其初志很好,但卻尚未提醒“華學”一名更為深入之“格局與格局學”內涵。

 

化西宗以為,在“比較哲學”年夜框架下來觀察,“華學”代表的,恰是“以中化西”之“化西比”格局。饒師長教師不主張用“比較方式”,認為采用比較方式研討中華傳統文明,不難受別人影響,理路不正;實際上,“比較哲學”本有三年夜格局———“歐化比”“并置比”“化西比”,他能夠只看到前兩種———“歐化比”與“并置比”,故不愿應用“比較方式”。若看不到“化西比”格局,則饒師長教師之“華學”觀,很不難退回到“國學”及其所代表的“并置比”格局,導致不克不及實現新的衝破。

 

“華學”之作為“學”,最為最基礎的,在于它是“比較哲學”、比較研討之一款格局———“以中化西”格局、“化西比”格局,目標是用中華祖先固有之格局,消化歐西之學。

 

中華哲學家已構建出一整套“格局系統”,足可吃失落并消化西學,最終把“歐西哲學”變成“中華哲學”之一部或一環,產出“新中華哲學”。中華哲學家全盤“消化佛學”、最終產出“禪宗”之偉年夜歷史實踐,已經明示落實“化西比”、用中華哲學“格局系統”消化“歐西哲學”、最終完成“全盤化西”、開啟中華文明新時代之能夠遠景。

 

具體到“中國哲學”之新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之新書寫,目標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與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成立。此方面最值得關注的,是馬一浮師長教師(1883—1967,單名浮,字一浮,號湛翁、蠲翁、蠲叟、蠲戲白叟)之盡力。換言之,馬師長教師曾有“華學款中國哲包養網單次學(史)”構建與書寫之嘗試。

 

馬師長教師明確提出了“中華六藝可統攝西來一切學術”之典范性的“化西比”觀點。此觀點先認定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等實皆出于“六藝”,“國學”即“六藝之學”[17]8-9。此觀點又認定“六藝之學”為中華最陳舊學術文明之源頭,且有著“普世價值”的意義[17]17-20。此觀點最后認定六藝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[17]17-20。馬師長教師明確提出“中華六藝可統攝西來一切學術”之觀點,實際上就是“中國哲學”之新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之新書寫,就是提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之構建法、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書寫法,只是沒有以“哲學”定名罷了。

 

有名哲學家、哲學史家湯一介師長教師,剖析馬一浮師長教師《泰和宜山會語·論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》一節,認為“道”對任何平易近族說都是“本然之善”“性德之真”,所所以分歧的,認為“六藝”乃“人類之心靈”之體現,故能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[17]17-20,一切學術文明不過是尋求真、善、美【8】。

 

“華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構建與書寫之瞻望一。馬一浮包養平台師長教師試圖采用“化西比”格局,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,是不是很勝利,還有待觀察。但踵事增華,不克不及結束。接續馬師長教師,還有工作可作。好比,中華哲學固有格局———“始于正的方式,中經負的方式,上達繞的方式”———可否用來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,就可以討論。運用此格局,實際上是接著饒宗頤師長教師講,同時也接著馮友蘭師長教師講。馮師長教師《中國哲學簡史》講“始于正的方式,而終于負的方式”,認為“負的方式”為哲學之“最后頂點”[18],這是一個不錯的框架,其構想是以歐西“正的方式”為環節、特例,而以中華“負的方式”為高階框架、高階格局。他說中華哲學是“負的方式”,歐西哲學是“正的方式”,同時又說哲學“始于正的方式,而終于負的方式”,結論只能是:哲學從歐西哲學開始,到中華哲學結束,即哲學發展之歸宿在中華哲學。用這個框架來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,是可以有新的收獲的。

 

馮氏框架很好,但有局限性:說歐西哲學是“正的方式”,問題不年夜,因歐西“包養金額剖析哲學”“語言哲學”等,只是柏拉圖“絕對直答”之延長,它只講中華哲學三款六式中之“直款”(A=A),少講“不款”(A≠A),幾乎不講“繞款”(A≈A);但說中華哲學“只要負的方式”,似有問題。化西宗的研討表白,中華哲學中有“正的方式”(A=A),也有“負的方式”(A≠A),更有“繞的方式”(A≈A)。這般則馮師長教師說哲學要從“正的方式”發展到“負的方式”,以“負的方式”為終點、最后頂點,是有些問題的;以“負的方式”為頂點,似是中途而廢。馮師長教師已見到“正的方式”與“負的方式”兩途,然未能真正講透中華禪宗之“繞的方式”,是“中途而廢”之典範案例。

 

“華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構建與書寫之瞻望二。“中華格局”,就是中華文明之“操縱系統”,此“操縱系統”,含直—不—繞三款。如五行之關系,就含相生、相克、相乘、相侮、相化、相制六式,分三組:相生與相乘為一組,一活一逝世;相克與相侮為一組,一活一逝世;相化與相制為一組,前者通過圈外人而生,為活,后者通過圈外人而克,為逝世。第一組為直款之兩式,第二組為不款之兩式,第三組為繞款之兩式。周易哲學亦然,易一名而含三義,即變易、不易、簡易三款。變易為易之確定義,為直款;不易為易之否認義,為不款;簡易為易之確定兼否認義,為繞款。同樣,《墨辯》“負而不撓說在勝”一段中亦含三款:“權勝重也”,為直款;“權不勝重也”,為不款;“權重相若也”,為繞款。《莊子·則陽》“言而足”一段中亦含三款:“言而足”,為包養意思直款;“言而缺乏”,為不款;“言默”與“非言非默”,為繞款。

 

此種“直款—不款—繞款”格局,乃是中華歷代哲學家配合構建而成的“公共包養俱樂部哲學框架”。此框架不偏執于直款,不偏執于不款,同樣不偏執于繞款,而是三款并重,強調“合且離”之思維,如“合本體論與現象論、同時離本體論與現象論”之思維、“合天然主義與人文主義、同時離天然主義與人文主義”之思維、“合進化論與循環論、同時離進化論與循環論”之思維、“合主謂式句辭與相關律名學、同時離主謂式句辭與相關律名學”之思維、“合內在關系與內在關系、同時離內在關系與內在關系”之思維、“合實在論與符號論、同時離實在論與符號論”之思維等。整體主義、全息主義、機體主義、情義主義sd包養等,諸多描繪“中華思維”“中華格局”之詞,均是此種不偏執于直款,不偏執于不款,同樣不偏執于繞款之思維,均是此種三款并重之“年夜某主義”。此種“年夜某主義”,到明天,正愈益煥發出其“化鑄梵歐”之強年夜性命力。運用此框架,可修改中華哲學中若干嚴重問題,亦可破解歐西哲學中若干嚴重問題。

 

以直—不—繞三款、正—負—繞三款為格局,以中華文明之“操縱系統”為格局,來構建一種“中國哲學”,來書寫一種“中國哲學史”,也許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。此種哲學請求將實體—屬性、本質—現象、普通—個別等,比量齊觀,說主要,都主要,說不主要,都不主要,一碗水端平;而不是像歐西哲學那樣,重實體而輕屬性、重本質而輕現象、重普通而輕個別。好比中華陰陽哲學,就認為陰與陽劃一主要,陰陽互動,陰中有陽、陽中有陰;正偏關系、主賓關系、高低關系、擺佈關系等,同其事理。好比中華美學,不僅講“實”,還講“虛”,更講“虛實相涵”;講“實”是“直款”,是“直答”;講“虛”是“不款”,是“不答”;講“虛實相涵”是“繞款”,是“繞答”。以此種美學為框架、格局,是完整有能夠消化執著于講“實”、少講“虛”、不講“涵”之歐西美學的。這樣構建出來的“中國哲學”,也許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;這樣寫出來的“中國哲學史”,也許就是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。

 

“華學款中國哲學(史)”構建與書寫之瞻望三。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構建法、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書寫法,還可以接著“易經”講。因為“系辭格局”實乃一套“全值邏輯系統”,即窮盡所有的能夠性之邏輯系統,其根元框架為三款八式。“系辭格局”作為“公共哲學框架”,可用來剖析一切關系,如中華哲學中陰陽、彼此、有無、高低、長短、善惡、美丑、真假、好壞、一多、空假、空中、假中以及歐西哲學中本體—現象、實體—屬性、唯物—唯心、主體—客體、唯理論—經驗論等之關系。

 

“系辭格局”源于《周易·系辭》中“是故易有太極,是生兩儀,兩儀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八卦定吉兇,吉兇生年夜業”一段話。根據南宋年夜哲學家朱熹(1130—1200年)梳理“系辭格局”之理路【9】,在陰、陽二元框架下,兩儀只能天生四象;四象再生陰、生陽,只能天生八卦;八卦再生陰、生陽,只能天生十六卦;十六卦再生陰、生陽,只能天生三十二卦;三十二卦再生陰、生陽,只能天生六十四卦。八卦框架下,太陽兩式為直款,太陰兩式為不款,少陽、少陰四式為繞款。此套“全值邏輯”,即為“公共哲學框架”之模板,即為吾人構建三款八式“公共哲學框架”之根元理論。

 

 

以上八句中,第(1)、(2)句為直款兩句,第(7)、(8)句為不款兩句;第(3)、(4)句為亦陰亦陽兩句(第(3)句陰先逝世雙亦句,第(4)句為陰先活雙亦句),第(5)、(6)句為亦陽亦陰兩句(第(5)句為陽先活雙亦句,第(6)句為陽先逝世雙亦句),此四句合為繞款四句。凡三款八句,為根元八句。因八句中之任一句均蘊涵八句,故陽辭之邏輯全值為六十四句。此為基礎六十四句。與“陽辭”(確定判斷)六十四句同時存在的,還有“陰辭”(否認判斷)六十四句與“兼辭”(模態判斷)四個六十四句。合計六個六十四句,共三百八十四句。二元關系下,合并計算陽辭、陰辭、兼辭,其邏輯全值為三百八十四句。換言之,以“系辭格局”講任一二元關系———如陰陽、彼此、有無、高低、長短、善惡、美丑、真假、好壞等———必窮盡于此八根元句、六十四基礎句、三百八十四全值句。

 

若將“系辭格局”與中華哲學“最完滿的均衡態”思惟聯系起來,則可知湯一介師長教師所論“最完滿的均衡態”[19],在邏輯上,就是指任一二元關系必窮盡于八根元句、六十四基礎句、三百八十四全值句,任一三元關系必窮盡于十六根元句、二百五十六基礎句,兩千五百十六全值句,任一四元關系必窮盡于三十二根元句、千二十四基礎句、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全值句包養金額,任一五元關系必窮盡于六十四根元句、四千九十六基礎句、十三萬九千二百六十四全值句,六元關系、七元關系等類推。只要把這些關系所有的提醒出來,才是“最完滿的均衡態”。

 

“系辭格局”八根元句、十六根元句、三十二根元句、六十四根元句之框架,也許就是到今朝為止,所能找到的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最優框架。有了框架、有了方式,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就有能夠在當代人手中完成。

 

這就是化西宗對于用“化西比”格局構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、書寫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之幾種瞻望。落實起來有難度,但能夠性是存在的。到今朝為止的研討表白,“比較哲學”至多有“歐化比”“并置比”“化西比”三年夜格局,分別對應“漢學”“國學”“華學”。用此中任何一款,都可以構建出一種“中國哲學”、書寫出一種“中國哲學史”。

 

總之一句話,到今朝為止的“中國哲學”構建、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,有采用“歐化比”格局者,如謝無量、胡適、馮友蘭等,所得為“漢學款中國哲學”“漢學款中國哲學史”;有采用“并置比”格局者,如張東蓀、張岱年等,所得為“國學款中國哲學”“國學款中國哲學史”;有試圖采用“化西比”格局者,所得將為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。但“華學款中國哲學”“華學款中國哲學史”迄今并未真正成立,完成其事尚任重道遠。有之,請從吾輩始。

 

參考文獻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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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9]湯一介.湯一介集(第八卷)[M].北京: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,2014:255—259.
 
注釋
 
【1】文章思緒,醞釀已久。草稿曾在“紀念馮友蘭師長教師誕辰120周年暨馮友蘭學術思惟研討會”(2015年11月21日—22日,清華年夜學)上宣讀,題為《“中國哲學史”之四度書寫:從謝無量、胡適、馮友蘭到張東蓀》(張耀南),后支出論文集《現代中國哲學與新儒學》(陳來主編,清華年夜學出書社,2017年3月,第333—346頁)中。調整思緒之后,第二稿又在“中國哲學的原創、詮釋與轉型”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哲學史學會2017年年會(2017年9月9日—10日,首都師范年夜學sd包養)上宣讀,題為《漢學—國學—華學視野下的“中國哲學史”書寫———四論漢學—國學—華學》(張耀南,錢包養故事爽)。與此相關的、只討論“格局與格局學”之專文《以華學為畢竟格局論———五論漢學國學華學》(錢爽,張耀南)亦曾在北京歐洲漢學會“當代中國文明影響力天生國際論壇”(2017年11月24日—25日,北京師范年夜學)上宣讀。今再引包養留言板進張岱年、馬一浮等大師之構想,進一個步驟深化“中國哲學構建法”“中國哲學史書寫法”之研討,而成此文。
 
【2】錢爽,張耀南《格局與格局學:“漢學—國學—華學”與“歐化—并置—化西”———五論漢學、國學、華學》剖析認為:實際上,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是“漢學”這一款“以歐化中”之“歐化”格局的兩種表現情勢,Sinology觸及的領域較狹窄,而Chinese Studies觸及的領域較寬泛,但均屬“以歐化中”之“歐化”格局。Sinology可以說是部分的“以歐化中”,而Chinese Studies可以說是全盤的“以歐化中”。參見:包養價格黃會林主編《當代中國文明國際影響力的天生———“第三極文明”論叢(2018)》,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,2019年,第139—140頁。
 
【3】南案:何兆武以“經院哲學”指稱中華固有哲學,自己就是一種“連類”,是“把上等的茅臺變成劣質的XO”“把上好的龍袍變成三流的西裝”之舉。參見:何兆武《中西文明交通史論》,中國青年出書社,2001年,第33頁。
 
【4】參見:謝無量《中國哲學史》,中華書局,1916年,《緒論》第1—3頁。又可參見:該書第一編下,中華書局,1916年,第6—10頁。
 
【5】學界有一種見解,認為謝著《中國哲學史》“大略沒有越出傳統的儒家古史觀的藩籬”(馮契台灣包養主編《哲學年夜辭典·中國哲學史卷》,上海辭書出書社,1985年,第118頁),此說在“中國哲學史”范圍之內,也許是對的;但若放到“中國哲學構建法”“中國哲學史書寫法”中往觀察,就有些不當。因為該書批評各家學說,良多處所甚至主體上,的確是采用了歐西哲學中所謂“新”的“格局”。
 
【6】參見:張東蓀《公孫龍的辯學》,《燕京學報》第三十七期,1949年;《中國哲學史上釋教思惟之位置》,《燕京學報》第三十八期,1950年;《本無與性空》,《現代佛學》第一卷第一期,1950年。
 
【7】參見:牟宗三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,上海古籍出書社,1997年;陳堅《評胡適和牟宗三的“中國哲學特征論”》,《廣西年夜學學報》,1999年第5期。
 
【8】參見:《馬一浮的國學觀———為〈馬一浮選集〉所寫的序》,《湯一介集》(第六卷)《思慮中國哲學》,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,第107—116頁,2014年4月第1版。2012年4月30日脫稿,5月4日修正第一稿,5月5日修正第二稿。原刊于《中華讀書報》,2012-07-25。
 
【9】參見:《朱熹集》卷37《與郭沖晦》,四川教導出書社,1996年,第1654包養站長—1655頁。又見:張岱年《中國哲學年夜綱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,1982年8月第1版,第26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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