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子的“三綱五常”與腳色間的無限尊卑
作者：衷鑫恣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于 《孔子研討》2019年第4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包養網車馬費歲次己亥十一月十八日甲申
耶穌2019年12月13日
【目錄】
一、媒介
二、“三綱五常”為朱子所確定但形上學位置不高
三、“三綱”有通俗和特別二義
四、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中的無限尊卑
五、尊卑的限制規定
（一）父子間的尊卑限制
（二）夫婦間的尊卑限制
（三）君臣間的尊卑限制
注釋
【註釋】
一、媒介
三綱五常簡稱“綱包養網推薦常”。“綱常名教”、“禮教綱常”如此，常被當作儒家政治社會觀念的代名詞。按通行的懂得，三綱指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，“包養俱樂部五常”指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。近代東方平易近主、平權等說法東漸風行后，視同部門人的專制和壓迫而被抨擊為“封建糟粕”的，重要是“三綱”。“五常”往往只因自古詞語粘連，被不明者一并攻擊。
三綱之被現代人擯棄，哪怕近年掀起傳統文明復興，公開贊同者仍然鳳毛麟角。【注一】同情儒學之人，對三綱的態度年夜致分三種：第一種，徑以之為儒學的“糟粕”，避而不談。第二種，還是以之為“糟粕”，但把它算到法家頭上。其來由，是“三綱”一名遲至東漢儒書《白虎通義》才見，先秦的孔孟荀不知“三綱”為何物，而先秦法家代表韓非卻說過：“臣事君，子事父，妻事夫，三者順則全國治，三者逆則全國亂”（《韓非子·忠孝》）。至于“三綱”“五常”連稱，則遲至漢末：三國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在《論語•為政》“子曰:殷因于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”句下，引漢末馬融語:“所因，謂三綱五常；所損包養網VIP益，謂文質三統。”孔子未言“三綱五常”，而馬融、何晏謂孔子有此意。不論怎么說，三綱以及三綱五常的提法，都自漢代始。第三種態度，確定三綱，但把“綱”字詮釋為“榜樣”，把三綱命題從權利倫理轉化為義務倫理進行辯護。宋儒真德秀說，“君為臣綱，君正則臣亦正矣；父為子綱，父正則子亦正矣；夫為妻綱，夫正則妻亦正矣”（真德秀《年夜學衍義》卷六），即是言君、父、夫的榜樣義務。諸這般類，先儒說得不少，確是對后世壓迫說的很好反駁。只是假如就此以為“綱”字純粹指向義務，生怕未盡實情。
本文將圍繞朱子道學，證明三綱五常（重要是三綱）確屬傳統儒家思惟，且蘊含尊卑之意——一種無限的尊卑。具體若何，實在不是良多人懂得的那樣，包含批評者和辯護者。其定性甚至定量，一方面要看朱子理論體系中的地位，一方面要看朱子禮法體系中的設置裝備擺設。
二、“三綱五常”為朱子所確定但形上學位置不高
且不論孔孟若何，宋以降以朱子為首的一眾年夜儒，確乎是確定三綱五常的，要把綱常思惟剝離儒家生怕做不到。
朱子《論語集注•為政》接收了馬融的注：“馬氏曰：所因謂三綱五常，所損益謂文質三統。愚按，三綱謂君為臣包養價格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，五常謂仁義禮智信。”良多人不了解，朱子之前，北宋理學五子鮮有言及三綱。大要只要周敦頤《通書•樂上第十七》說過一句：“古圣王制禮法，修教化，三綱正，九疇敘，蒼生年夜和，萬物咸若。”此中“三綱”具體何指，周敦頤沒說。惟朱子注曰：“三綱者，夫為妻綱，父為子綱，君為臣綱。”【注二】周氏語支出《近思錄》，朱子的注隨之被葉采《近思錄集解》、江永《近思錄集注》采納。朱子之后，三綱被許多人懂得為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，恰是通過《論語集注》與《近思錄（含注）》兩個道學文本傳開的。
有了朱子年夜聲倡導，后之儒者鮮有不言三綱。舉其代表，如朱門真德秀提到《白虎通義》，說：“三綱之名，始見于此。非漢儒之言，古之遺言也。”（《年夜學衍義》卷六）可以證實，道學家對“三綱”確乎安然接收，無意歸之于法家。元代許衡說：“自古及今，全國國家唯有個三綱五常：君知君道，臣知臣道，則君臣各得其所矣；父知父道，子知子道，則父子各得其所矣；夫知夫道，婦知婦道，則夫婦各得其所矣。三者既正，則他事皆可為之。”（許衡《魯齋遺書》卷一）明清之際，王夫之也堅持：“（三代）古帝王治全國之年夜經年夜法，統謂之禮……三綱五常是禮之來源根基……夫三綱五常者，禮之體也；忠質文者，禮之用也。”（王夫之《讀四書年夜全說•論語•為政》）此番議論，也是針對《論語》孔子那句話而發。
學者指出，兩漢是“三綱五常”提法的孕育階段，而從魏晉到隋唐，“三綱五常”很是掉落：《后漢書》《三國志》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《隋書》《新唐書》《貞觀政要》，壓根兒未說起“三綱五常”概念；《晉書》《宋書》《魏書》《南齊書》《北齊書》等南北朝諸史，雖偶有分別說起“三綱”或“五常”，然多在感其道之衰、包養網站嘆其勢之頹；中唐以后的年夜儒，韓愈《韓昌黎集》提到“三綱”“五常”各僅一次，李翱、柳宗元則一次也無。【注三】這是宋以前，到了宋明儒尤其朱子，“三綱五常”的曝光率驟增，影響所至，竟給后人留下一個錯誤印象——三綱五常充滿于整個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。如任繼愈師長教師曾說：“中國封建主義的焦點是封建宗法軌制‘三綱’說。”【注四】中國政治思惟史學者劉澤華斷言：“三綱是（中國）封建時代社會把持系統的焦點和樞紐。”【注五】兩位專家的觀點，一來疏忽了朝代差異，二來甜心寶貝包養網疏忽了儒者幻想與現實皇權政治間的差異。
那么包養app三綱五常居于朱子道學多麼地位？關于五常。先秦不講五常，孟子只講“仁義禮智”四德，以及相應的“四端”：“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長短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（《孟子•公孫丑上》及《告子上》）別的講到“孝悌忠信”（《孟子•盡心上》），里面有“信”。以今所見，漢儒董仲舒最早將“信”與“仁義禮智”相配，提出“五常”說：“夫仁、誼（義）、禮、知（智）、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當修飭也。”（《漢書•董仲舒傳》）朱子繼承孟子，其哲學范疇體系中，四德“仁義禮智”是人道之本，對應于天道“元亨利貞”四德、天時“春夏秋冬”順序；而“信”，其位置不侔，大略只能與忠孝廉節等相當，同為四德在社會層面的發用，具體言之，特為伴侶來往之道，例如其《白鹿洞書院提醒》所言“伴侶有信”，《包養站長朱子家訓》所言“交伴侶貴乎信也”。這種條件下，五常中的仁義禮智連帶降為應用倫理。實際上，董仲舒為漢武帝陳述“五常之道”，都是指王者治平易近所需的具體德性而言，而非論品德的本體形態。總之，朱子確定“五常”不假，但是他的“五常”不像“四德”那樣具有本體論意義。
關于“三綱”。除了上引朱子《論語集注》及《通書注》中的訓詁之語，他有三個話頭近代以來被引率極高：
（1）“三綱五常，亙古亙今不成易”，或“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”——出自《朱子語類》卷二四所載19條針對《論語•為政》孔子語及馬融注的朱門問答；
（2）“宇宙之間，一理罷了。天包養意思得之而為天，地得之而為地，而凡生于六合之間者，又各得之以為性，其張之為三綱，其紀之為五常。蓋皆此理之風行，無所適而不在”——出自《朱子文集》卷七十《讀年夜紀》；
（3）“三綱五常，天理平易近彝之年夜節，而治道之本根”——出自《文集》卷十四《戊申延和奏劄一》。
論者就是用這三條或此中一二條，證明朱子把禮教綱常推向了絕對化、神圣化。這種議論存在兩個問題：第一，假設此絕對化、神圣化為事實，那么漢儒馬融以綱常為夏商周三代千年不易者，已是此意，朱子并非發明人。第二，絕對化、神圣化之說是錯的。前已言之，朱子的“五常”范疇不具備哲學本體位短期包養置，而這里關于“三綱五常”的三處引文，均是政論、史論文字，它們無一不在印證這一點，即綱常只在人類社會層面有興趣義，所謂三代相因，所謂治道，是天理在人類歷史、政治、社會組織方面的表現，是次一級的。以引文（2）為例，起首有“理”，然后有“性”，“性”的“張”之“紀”之然后才獲得“三綱”“五常”，已經落到第三層。熟習中國哲學的人了解，這是體用的差別，綱常是用不是體，體是不變的，具有真正意義上的絕對性、神圣性，用則否。所以說，朱子并未把綱常絕對化、神圣化，譬如鳥獸世界就談不上三綱五常，但是它們也是天理風行的結果。
總之，朱子確定“三綱五常”。同時：一方面，從文本統計看，除了疏解《論語》馬融注的需求外，朱子言三綱，次數屈指可數。另一方面，從哲學位置看，朱子所宗之《孟子》的“四德”說比“五常”主要；同樣地，所宗之《年夜學》的“三綱領”說也比“三綱”主要——朱子論“明明德、新平易近、止于至善”三綱領，從純哲學角度，主要性不知超過“三綱”凡幾。
三、“三綱”有通俗和特別二義
從三綱之名首見于《白虎通義》開始，便有二指，或叫兩個定義：第一，三綱即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妻”三年夜人倫關系，因它們貫穿人類歷史，是社會次序的綱領，故稱三綱；第二個定義才是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，以前個腳色為后個腳色的綱領。二義自有異同，前為通俗義，普通地表現三種腳色搭配，后為特別義，具體地規定三種腳色搭配的必定方法；情勢邏輯告訴我們，特別義支撐通俗義，反之則未必。不幸的是，現代論者不論批評儒家的還是辯護儒家的，都默認三綱為該特別義。包養條件實際上，晚晴孫寶瑄已認識到：“余謂前人所謂三綱，恐是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統括人類，故名曰綱。后人不察，妄以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，君為臣綱為言，是年夜謬也。”（孫寶瑄《忘山廬日記》）此說少有人知，樂愛國傳授曾有文引述。【注六】當然，孫氏反過來不承認前人三綱那種特別義，也不客觀。
《白虎通義•三綱六紀》原文是:“三綱者，何謂也？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。六紀者，謂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諸舅、師長、伴侶也。故《含文嘉》曰:‘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’包養妹。”明清楚白，所引《含文嘉》是特別義，而《白虎通義》本身的陳述是通俗義；之所以引《含文嘉》，乃因特別義支撐通俗義，可以引為旁佐。考《白虎通義•三綱六紀》高低文，是將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三倫，與諸父、兄弟、族人、諸舅、師長、伴侶六倫比較，前三種關系相對主要，故謂之“綱”（維系整張網的年夜繩），后六種關系次之，故謂之“紀”（與年夜繩連接的小繩），合稱“三綱六紀”。綱字乃相對紀字而言，這種用法現代相當廣泛。如《淮南子•精力訓》有云：“（圣人以）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。”上引朱子說天理在人，“其張之為三綱，其紀之為五常”，其實也是這種用法，以三年夜人包養網車馬費倫為“綱”，并無意頂用五常取代了《白虎通義》的六倫作為新的“紀”。綱、紀對比中的“三綱”之綱，與“君為臣綱”之綱，最基礎不在一個語義維度上。
《白虎通義》之后，一向是二義并存。關于通俗義，南北朝皇侃在其《論語義疏》中解釋馬融的“三綱五常”：“三綱謂夫婦、父子、君臣也，三事為人生之綱領，故云三綱也。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。”說得再明白不過。唐初顏師古注解《漢書》，提到“三綱”：“師古曰：‘三綱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。’”（顏師古《漢書注·谷永傳》）也是把三綱單純訓為“君臣父子夫婦”。顏師古的見解，甚至招來宋末元初的胡三省不滿，胡氏寫道：“師古曰：三綱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。余按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婦綱，所謂嚴也。”（胡三省《資治通鑒音注》卷三二）他似乎比較堅持特別義。
關于特別義，《白虎通義》所引《含文嘉》文，也不是到了朱子才從頭拾起。他之前，唐孔穎達注《禮記•樂記》“圣人作為父子甜心花園君臣，以為紀綱”中的“紀綱”，已經說：“案《禮緯•含文嘉》云，三綱謂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矣。六紀謂諸父有善、諸舅有義、族人有敘、昆弟有親、師長有尊、伴侶有舊，是六紀也。”（孔穎達《禮記注疏》卷三九）明確本身參考的是《禮緯•含文嘉》。后來這整段解釋，被朱子后學陳澔搬到《禮記集說》中，成為朱門經訓的一部門。此外，北宋邢昺解釋馬融的三綱五常說，也寫道：“《白虎通》云：“三綱者何謂？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也，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。”（邢昺《論語注疏》卷二）嚴格說，邢昺把《白虎通義》原文和《含文嘉》引文混為一談，不如孔穎達嚴謹。無論若何，他用“君臣父子夫婦”訓“三綱”，又用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訓“君臣父子夫婦”，把通俗義轉到特別義了。
可見，到南宋朱子之時，無論把三綱說成通俗的“以君臣、父子、夫婦為綱”，還是說成特別的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，都有來自漢唐訓詁學的依據。那么朱子自己若何抉擇？謎底是，兩種定義他也都觸及了。《論語集注》《通書注》相關文字已如上引，所表達的特別義是后人最熟習的。不測的是，檢索其眾多的《文集》《語類》，居然全無“君為臣綱”“父為子綱”“夫為妻綱”字樣。特別地，《語類》第二十四卷談《論語》馬融注，次數那么多，“三綱”密集出現，就是沒有一句“君為臣綱”或“父為子綱”“夫為妻綱”，與《論語集注》迥然兩個面孔。朱子談三綱，如“秦之繼周，雖損益有所不當，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。君臣依舊是君臣，父子依舊是父子，只是安頓得欠好爾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二四），如“仁莫年夜于父子，義莫年夜于君臣，是謂三綱之要，五常之本”（《朱子文集》卷十三《垂拱奏劄二》），又如“道莫年夜于三綱，而夫婦為之首”（《朱子文集》卷二十《論阿梁獄情劄子》），都是述通俗義。統計朱子關于三綱的言論，兩次明確為特別義，三次以上明確為通俗義，其馀雖不夠明確，基礎語義都是泛指君臣父子夫婦。
那么什么是朱子對于君臣之間、父子之間、夫婦之間倫理的真實設法？說白了，他這方面并無創見，主張的無非是孔孟圣訓。孔子主張“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”，亦即前引許衡對“三包養情婦綱”的懂得：“君知君道，臣知臣道，則君臣各得其所矣；父知父道，子知子道，則父子各得其所矣。”這基礎是道學家的口頭禪了，並且也是關乎君臣父子的通俗義。孟子主張“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敘、伴侶有信”，朱子《白鹿洞書院提醒》列之于篇首“五教”，《朱子家訓》開頭亦曰：“君之所貴者，仁也；臣之所貴者，忠也；父之所貴者，慈也；子之所貴者，孝也；兄之所貴者，友也；弟之所貴者，恭也；夫之所貴者，和也；婦之所貴者，柔也。事師長貴乎禮也，交伴侶貴乎信也。”朱子類似言論不可僂指算，非“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”的寥寥兩次可比，故更夠代表朱子。
一個通俗義能夠轉成多種甚至無數種特別義。換言之，關于“三綱”之為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三種關系，若何具體處理這些關系，在無數能夠性當中，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只是此中包養網推薦一種，而“君仁臣忠、父慈子孝、夫和婦柔”也是一種。后者就是更能代表朱子的“三綱”特別義，也是儒家內部最廣泛接收的；當儒者泛說“君臣父子夫婦”六字時，往往暗含這種特定的所指。即便宋末以來流傳最廣的儒家啟蒙讀物《三字經》，也是說：“三綱者，君臣義，父子親，夫婦順。”近人全然無視，惟就“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”說事，實在不該。
換個角度看，先秦兩漢關于人類最常規的社會腳色搭配，認識尚不決型，或以君臣父子二倫為年夜，或以君臣父子夫婦三倫為年夜，或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伴侶五倫為年夜，紛歧而足，並且排序也不盡統一。到了宋代，學者認識已基礎統一到五倫說上，即以五種人際關系為社群的總基礎。朱子也不破例，他編的童蒙教材《小學》，中間的“明倫”篇順次分為“父子有親”“君臣有義”“夫婦有別”“長幼有序”“伴侶之交”五目。他的三綱說，正應該放在這個佈景下對待，要正確懂得它，就不克不及不論長幼、伴侶兩倫，而這兩倫是無法說成“長為幼綱”（或兄為弟綱）、“友為友綱”之類的。這時候，把三綱單純訓為“君臣父子夫婦”就是更公道的選擇。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之所以能成社會次序之“綱”，乃因為某水平上，比擬長幼、伴侶，此三者加倍不成或缺（蓋直接關乎人類存續）。
四、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中的無限尊卑
回過頭來，有那么兩次朱子清楚也說了，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。這句話自有其意涵。意涵安在？在于區分腳色間的尊卑。不成否認，這尊卑同樣是朱子認可的。
承認人間甚至萬物的參差不齊，本是儒家一主要理念，學者皆知。對于《周易•系辭》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”的尊卑貴賤說，朱子從來無意反對。現代人要做的，是防止先進為主。起首應當尊敬這些字在古典文獻中的本義——尊卑貴賤如此，是事實判斷，卑者（高度低）、賤者（售價低），是相對于某個參照系，客觀存在的位置較低、分量較輕。如在《周易》，年夜地厚德載物，“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”，絕對地說已經非常高貴。但是卻謂之“卑”，那僅僅是因為，相對于“年夜哉乾元，萬物資始”的天，地也只好排第二。
漢代董仲舒的《年齡繁露》、班固等的《白虎通義》，都有效“陰陽”往剖析君臣、父子、夫婦關系，以君、父、夫為陽，以臣、子、婦為陰。陰陽之說，也分通俗義、特別義包養網評價：（1）通俗義者，普通地，陰陽即陰陽相配關系，陰陽之間對立而又相待，此時陰陽無妨同等；（2）特別義者，具體地，一陰一陽組合運行，經常需求分出主從先后以為次序，為主為先者即為尊，而陰陽不成能同時為主為先，故無妨以陽剛者為主為先。猶如兩足，本無所謂不服等，一旦要走路，則不得不邁出一足以為先。在儒家看來，尊卑之分，勢所必定。
固定社會腳色間的尊卑，相往幾何？應該說，這才是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問題的關鍵。在進行測量之前，這里先消除一種不正確的懂得，即無視事實，把這種尊卑極端地視同主奴關系，也就是一種無限的尊卑。
中國現代軌制史上，的確存在奴隸這種成分，他們被稱作“賤人”，與“夫君”相對，良賤不得通婚。哪怕到了唐代，《唐律疏議》說：“奴僕賤人，律比畜產”（卷六《名例》“官戶部曲”條）；“奴僕既同資財，即合由主處分”（卷十四《戶婚》“雜戶不得娶夫君”條）。位置與六畜相當，屬于主人私財，這是真奴隸。研討者指出，唐朝奴僕的物品屬性與古羅馬奴隸無分歧，在主人的殺奴權，奴僕的婚姻權、財產權等方面，唐朝奴僕的處境相當于、有時還比不上古羅馬奴隸。【注七】但是隨著“唐宋變革”發生，宋朝法令撤消了賤口奴僕的成分，北宋奴僕的主流已然是雇傭制，唯神宗時有一例叛兵家屬籍沒為（賤口）官奴的罕見記載，而到南宋，連這種特例也不再允許。【注八】放眼世界史，都是非常先進的。【注九】當然我們也要留意到，宋以后雖然軌制上不再分良賤，但少數邊緣族群如東南沿海世居水上的“疍平易近”，岸上人不與通婚，官府不納進編戶齊平易近，是沒懷孕份的、事實上的賤平易近。
近代文人學者一談“君為臣綱、父為子綱、夫為妻綱”，動輒“做奴隸”“絕對服從”、“專制”、“單方義務”如此。一則把純為夫君社會設計的人際關系準則，混雜于賤平易近階層，而這些賤平易近事實上最基礎不曾進進董、班、馬、朱的思慮半徑；二則對歷史上真正存在的奴隸現象生怕又缺少清楚的興趣，與現代多數文人一樣不克不及深刻人類學。結果只能做出武斷而夸張的結論。
五、尊卑的限制規定
人際尊卑落差無限，而所限之度安在，這不是僅靠理論剖析說得清的，理論詮釋的不確定性帶來爭論不休。不如直接看儒家經世的一面，特別是禮法主張，諸多問題原可水到渠成。三禮、朱子《家禮》及唐宋法令等，觸及君臣父子夫婦關系，有一系列數量、等級規定，通過這種量化，各腳色間的尊卑次序遞次簡直一覽無遺，不待多費口舌。
以喪禮為例。按周禮及朱子《家禮》等，為親戚服喪，依親疏分為斬衰（穿不修邊的生夏布，三年）、齊衰（穿修邊的生夏布，三年、一年、三個月不等）、年夜功（穿熟夏布，九個月）、小功（穿熟夏布，五個月）、緦麻（穿細夏布，三個月）五等，等內且可再分。五服的等級之分，與彼此間的相對尊卑直接掛鉤，如《儀禮》鄭玄注所云：“夫尊妻卑，故齊、斬有異。”所以禮書區分彼此服喪等級，就是對腳色尊卑關系進行量化的一個過程。至于唐宋律法，多種罪名的界定、量刑的高下以及法懂得釋，都有基于尊卑考慮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撮要》說《唐律》“一準乎禮”。《宋刑統》照搬了《唐律》。故二法可與禮書搭配參考。以下即據儒家的這些禮與法，分述父子、夫妻、君臣的無限尊卑。
（一）父子間的尊卑限制
朱子《家禮•喪禮》規定：父親往世包養軟體，子服“斬衰”三年；明日子往世，父親也是服“斬衰”三年；眾子往世，父親服“齊衰”三年。僅此一條，那種認為父與子尊卑懸絕的論調，不攻自破。父親要為明日子服斬衰這一最重之喪（天子為太子、諸侯公卿為世子，皆在此例），估計出乎不少人想象，年夜部門現代人對現代的認識是，父親不用為兒子服喪。彼此都是斬衰，意味著父子同尊。父親為眾子（明日子外的兒子），都服齊衰，是第二重喪。這里，兒子略卑一級。在朱子本身，他62歲在漳州知州任上，長子朱塾在婺州往世，“報至，即以繼體服斬衰，丐祠，歸治喪葬”（王懋竑《朱子年譜》卷四），為年夜兒子斬衰，三年后方除服。朱子所行，便是他《家禮•喪禮》所言，可謂言行合一，無可抉剔。
怙恃與後代之間，兄姊與弟妹之間，均可按長幼論，這又是一個觀察角度，從父子擴年夜到多種關系。唐宋律法明確是尊長輩幼的。是無限抑或無限？當然包養dcard是無限，《唐律》《宋刑統》的“十惡”規定對此就有一個權衡。按卷一《名例》，十惡之四的“惡逆”，包含“毆及謀殺怙恃”、“殺兄姊”，是幼者對長者的犯法；十惡之八的“不睦”，包含“謀殺和賣緦麻以上親”，不問尊卑長幼，而司法過程中為了和第四惡區別，將重要適用于長者對幼者的犯法。對照來看，二者都在十惡不赦的年夜罪之列，只不過相對來說排位靠前的惡逆罪又更重一等罷了。可見，說後代、小孩的性命由怙恃兄長肆意安排，實屬無稽之談。具體來說，人子謀殺怙恃被嚴禁，怙恃謀殺孩子同樣被嚴禁，並且怙恃賣孩子也是年夜惡；區別只是，孩子毆打怙恃便是年夜惡，而怙恃毆打孩子不是。
性命權之外，再說財產權。《唐律》《宋刑統》卷十二《戶婚》規定：“祖怙恃、怙恃在，而子孫別籍異財者，徒包養一個月三年。”同卷還有“疏議”曰:“但凡同居之內，必有尊長，尊長既在，子孫無所自專。”父親、母親作為尊長，但有一個健在，諸子就不得分炊。朱子評曰：“此法意極好。”（《朱子包養甜心網語類》卷一〇六）宋《名公書判清明集》記載了一個案子（“母在不應以親生子與抱養子析產”條），講述父親離世而母在，三兄弟朋分財產，被判違法。可見在家庭財產一事上，子輩須服從長輩。
綜上，親子間的尊卑關系是復雜的，因事而異，它們遭到具體的規制，不是一個泛泛而談的問題，但總歸不出“無限度的尊卑”范疇。
（二）夫妻間的尊卑限制
關于女性在家庭中的總體位置，前文論親子間財產問題，已說明母親、父親兩個腳色同尊。法令史專家指出：“宋代女性在婚姻、家庭、財產繼承、刑事司法等領域享有較高的法令位置。”【注十】婚姻史專家則指出，中國傳統婚姻下，“妻之才能，實與夫相表里，故妻得宗攬家政，掌管一切，自唐以后，已成慣例。”【注逐一】這不是說禮法，而是一種人類學觀察，清代小說《紅樓夢》里的賈府便這般，即使現代的老派華人家庭亦多如是。不僅這般，即是最不難被疏忽的女性教導權其實現代也遭到年夜儒尊敬，如《朱子家禮》所錄《司馬氏居家雜儀》規定本身家族孩子：“七歲……始誦《孝經》《論語》，雖男子亦宜誦之。……九歲，男人誦《年齡》及諸史，始為之講解，使曉義理；男子亦為之講解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及《列女傳》《女戒》之類，略曉年夜義。”朱子在他的注語中甚至進一個步驟說：“古之賢女，無不觀圖史以自鑒，如曹大師之徒，皆精曉經術，議論明正包養感情。”曹大師即續寫《漢書》的班昭，兼通經史，朱子認為她是男子受教導的榜樣。簡單地說，一家之內，尊卑與否，重要看輩分、年齒，而非性別。如《紅樓夢》里，輩分最高的賈母在榮國府至高無上，二子賈赦、賈政阿諛，唯恐其不樂。
單比較夫妻。剖析地說，夫妻有對等時，有稍不對等時。
儒家一貫的婚姻哲學，是一夫一妻如乾坤日月相配。法令上，《唐律》《宋刑統》卷十三《戶婚》述男人重婚罪：“諸有妻更授室者，徒一年。”法條下的“問答”解釋：“一夫一婦，不刊之制。”丈夫若不尊敬老婆的名分，也將遭到懲罰。同卷規定：“諸以妻為妾……者，徒二年。”法條下的“疏議”說得很明白：“妻者齊也，秦晉謂匹。妾通賣買，等數相懸。”“若以妻為包養網VIP妾……便虧夫婦之邪道。”妾是買的，可以好幾個，妻是聘的，只能一個，二者不是一個性質。夫妻配對，位置齊平，若把妻當妾對待，就是讓老婆降等，屬凌虐行為。徒刑兩年，不成謂不重。關于“妾”存在的公道性，則是另一個問題。我們只需了解，歷代置妾雖符合法規但也受限（如《年夜明律》規定，男人年滿四十而無后嗣者方得納妾）；同時，士年夜夫能置妾卻不置屬于高貴行為，遭到稱頌。【注一二】
關于離婚，眾所周知，先秦以來儒禮對離婚的規定是用“七出”賦予丈夫較多的主動權，又用“三不往”限制丈夫、保護婦女。《唐律》《宋刑統》卷十四《戶婚》把這變成強制的法條，曰：“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，徒一年半。雖犯七出，有三不往而出之者，杖一百。”古人總想象現代男人有權隨意“休妻”，殊不知其法令后果的嚴重。“疏議”解釋此中法理：“伉儷之道，義期同穴，一與之齊，終身不改。”依然是後面夫妻相齊的意思。準此，夫妻彼此都應該平生忠于對方，不輕易離婚。“一與之齊，終身不改”八字，原是《禮記·郊特牲》之語，也被朱子《小學》“夫婦有別”一節采納。什么是男女間的“齊”？鄭玄注《禮記》，說：“共牢而食，同尊卑也。”在朱子自己，與老婆劉氏情深意篤，育有多子，不納妾，老婆早卒，他未續弦，逝世后同葬一穴，堪稱“終身不改”。
夫婦比翼雙飛、“同尊卑”的同時，無妨礙夫婦有別。這一點上，朱子與張載有點不合。朱子《答李晦叔》信中轉述張載主張一種極嚴包養站長格的一夫一妻：“夫只合一娶，妻只合一嫁。”即使配頭逝世了，也不得再找，夫妻都應這般。對此，朱子認為張載“過”了，他堅持夫婦有差等：“夫婦之義，如乾年夜坤至，自有差等。故方其保存，夫得有妾包養平台，而妻之所天，不容有二。”也就是說，盡管夫妻相齊，丈夫終究多一個置妾權（和續娶權）長期包養。毫無疑問，朱子的觀點在現代更有代表性。當然，這是一種理論；實踐中，合適法定資格兼有經濟才能置妾的人少之又少，而像朱子等自我請求較高的儒者，則無意納妾或續娶。
夫婦之別體現于諸多禮儀。婚禮上，《禮記·郊特牲》中男人“親迎”新娘，請求男走在女前：“男先于女，剛柔之義也。天先乎地，君先乎臣。其義一也。”明顯是男尊女卑之義，但也只是一個步驟之差。喪禮上，《家禮》規定，丈夫往世，老婆服斬衰三年；老婆往世，丈夫服齊衰三年；相應的，子為父親服斬衰三年，為母親服齊衰三年。這些也是古禮的一貫請求。齊衰有三年、一年、三個月三等，齊衰三年是僅次于斬衰三年的。禮數這般清楚可比，朱子主張夫尊妻卑自不用諱言，而此中差等極為無限更不成否認。
（三）君臣間的尊卑限制
君臣間的服制，朱子《家禮》未之言。查《周禮·春官·大批伯》，有曰：“王為三公六卿錫缞，為諸侯緦缞，為年夜夫士疑缞，其首服皆弁绖。”鄭玄注：“君為臣服吊服。”賈公彥疏：“皇帝臣多，故（這般）。…女大生包養俱樂部…臣為君斬，君為臣無服，直吊服，既葬，除之罷了。”臣為君服斬衰三年，君為臣無服，但有“吊服”——著喪服往吊喪，下葬后即脫往。事理安在？賈公彥說了，臣太多，皇帝為他們逐一成服是不實際的。既然從服期無從判斷，則應求諸另一標準——喪服（即缞或衰）的形制和材質。什么是錫缞、緦缞？按《周禮注疏》記鄭司農言，“錫，麻之滑易者，十五升往其半，有事其布，無事其縷。緦亦十五升往其半，有事其縷，無事其布。疑衰，十四升衰。”又，《禮記·間傳》：“斬衰三升，齊衰四升五升六升，年夜功七升八升九升，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，緦麻十五升往其半，有事其縷、無事其布曰緦。”1升是80縷，15升是吉服，有經線1200縷；喪服中最重的斬衰只要3升合240縷粗麻，極細緻。那么，錫缞、緦缞是“十五升往其半”，即五服中的緦麻等級，按亂世佐《儀禮集編》，是14.5升，【注一三】接近吉服。換句話說，臣為君穿哀傷級別第一的喪服，君為臣穿哀傷級別第五的喪服。君臣之間相往幾何，一目了然，明顯超過了父子、夫婦的尊卑，但仍不出五服內。
君為臣綱，即君為帥，臣為從，相協同事，此是儒家信條。君主過度卑，或過度尊，均非朱子所許。（1）君主過卑。朱子批評曹操、司馬懿：“君臣之際，權不成略重，才重則無君。且如漢末，全國唯知有曹氏罷了；魏末，唯知有司馬氏罷了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十三）曹氏、司馬氏，是以臣為綱了，違反了君尊臣卑之道。（2）君主過尊。朱子批評秦始皇：“至秦欲尊君，便至不成瞻仰；抑臣，便至非常卑屈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二四）尊君可以，但過猶不及，法家過度尊君，同樣違反了儒家的君尊臣卑之道。皇帝雖全國至尊，終究不過爵位序列中的一級罷了，《白虎通義》所謂“皇帝者，爵稱也”。如喪禮所示，君尊而臣卑，其尊卑終有定數，可以懷抱，而非懸絕到不成瞻仰。
朱子有段話不難被人拿來做文章包養心得，其言曰：“韓退之云：‘臣罪當誅兮，天王圣明！’此語何以程子道是好？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，卻這般說？長短欺誑眾人，直是有說。須是有轉語，方說得文王心出。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事理，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十包養違法三）不說君的不是，文王這么做，朱子本身也這么做了。宋寧宗慶元黨禁中，朝廷暗中，政敵栽贓朱子六年夜罪。【注一四】他被落職罷祠，卻上了《謝表》：“臣罪當誅”，皇上卻沒殺我，“天王圣明”，謝恩！受冤而不辯解，不僅認罪，還進一個步驟吹噓天子，這是許多人讀這篇表的感觸感染。但是通過明顯的反語來抗議無道之君，這是臣處卑位所決定的不得已之舉。而正常情況下，儒臣應盡諫諍的義務。眾所周知，朱子罷官前，在宮中擔任寧宗的侍講，對天子自己提出了許多諫言甚至劇烈的批評，并是以被逐。同時，他一輩子都在詬病秦漢以后的天子。朱子的認識是：“盡己之謂忠。”（朱熹《論語集注•里仁》）諫諍婉言是朱子拳拳謹記的孔孟忠君之道，它踐行了上述朱子“君仁臣忠”那種“三綱”特別義。而“服罪”是朱子另一種忠君之道，分歧的是，它踐行“君為臣綱”這種特別義。兩種“三綱”，朱子在寧宗朝都有表現。人倫悲劇在于，臣盡了臣道，君未必盡君道。朱子自是此悲劇之歷史一人。
總而言之，朱子承認的“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夫為妻綱”，三者都包括尊卑之義，但均是無限而非無限尊卑。比較起來，夫妻同尊而有別，父子尊卑相往至少一等，君臣尊卑或差四等。
最后補充一點，與前述命題“朱子的三綱五常只是應用性的倫理請求”相應，以上所論父子、夫婦、君臣，都只是社會中的腳色。換言之，所謂尊卑，限于特定腳色之內，而腳色是具體的成分，不是抽象的廣泛的人。一個腳色能夠成立，是因為預設了與別人之間的固定關系。怙恃之尊，是相對于其子而言，而在別人眼前，便沒有這尊。君之尊，是相對于其部屬而言，而你的領導未必是我的領導，相對于你領導，我則無卑可言。尊卑受制于腳色，而一人的腳色是多重的且因人而轉換，故形成一種動態的、相對的、內部相互牽制的尊卑圖譜。例如皇帝，當然是尊于萬平易近，但在家中，又卑于其怙恃，并有老婆、太子與之約略不相下。照儒家幻想，不應有人絕對凌駕于別人。
若不關腳色，論抽象的人的本質，按朱子哲學，人人受天理而生，六合之間人為貴，無人不這般。無論男女、父子、君臣及其他，眾人的天賦德性，都是仁義禮智四德，原無分別。差異產生于從理一到分殊的過程，即誰的四德發揮得好，誰就是圣賢，應該獲得非分特別的尊敬。以圣賢為尊，這就是另一個關于尊卑的話題了。
注釋：
【注一】遠者陳寅恪師長教師、賀麟師長教師皆認可三綱價值（參考吳根友：《陳寅恪、賀麟論“三綱”的現代意義及其反思》，載《孔子研討》2015年第2期》）。近者方朝暉師長教師、李存山師長教師多人論爭，方氏認可“三綱”價值，李氏反之（參考方朝暉：《“三綱”真的是糟粕嗎？——從頭審視“三綱”的歷史與現實意義》，載《天津社會包養網單次科學》2011年第2期；李存山：《對“三綱”之本義的辨析與評價——與方朝暉傳授商議》，載《天津社會科學》2012年第1期；等等。）
【注二】朱熹：《通書注》，見《朱子全書》第13冊，朱杰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合肥，安徽教導出書社，2002年，第113頁。
【注三】劉學智：《“三綱五常”的歷史位置及其感化重估》，載《孔子研討》2012年第2期，第22—25頁。
【注四】任繼愈：《朱熹與宗教》，載《中國社會科學》1982年第5期，第60頁。
【注五】劉澤華:《中國政治思惟史（秦漢魏晉南北朝卷）》，杭州，浙江國民出書社，1996年，第312頁。
【注六】樂愛國：《儒家“三綱五常”的本義、演變及其辨正——以朱熹理學的詮釋為中間》，載《學習與實踐》2018年12期。
【注七】李天石：《從唐律與羅馬法的比較看唐代奴僕的成分》，載《比較法研討》2002年第1期，第12—26頁。
【注八】戴建國：《“主仆名分”與宋代奴僕的法令位置——唐宋變革時期階級結構研討之一》，載《歷史研討》2004年第4期，第55—73頁。
【注九】近代後期美歐以蓄奴為常；沙特直至20世紀中葉方廢除奴隸買賣；印度四年夜種姓，迄今有“賤平易近”。中國比較遺憾的是，雖宋初已廢奴，至元清兩朝以蠻族馴服華夏，其上層頗視漢人為可供肆意驅使之奴仆，令主奴制有所回潮。
【注十】王揚：《宋代女性法令位置研討》，中國政法年夜學博士論文，2001年，第187頁。
【注逐一】陳鵬：《中國婚姻史稿》，中華書局，2005年。
【注一二】參閱程郁：《中國蓄妾習俗反應的士年夜夫牴觸心態》，載《河南年夜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50卷第4期（2010年7月），第93—100頁。
【注一三】《周禮注疏》賈公彥懂得為7.5升，誤。
【注一四】參閱陳榮捷：《沈繼祖誣朱子六罪》，載陳榮捷《朱子新摸索》，上海，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7，第517—522頁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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